重要論述
1931年4月17日、18日
毛澤東出席在寧都縣青塘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。在討論第二次反“圍剿”的戰略方針時，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。毛澤東在發言中既不贊成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作戰主張，也不贊成分兵退敵的主張，認為應當繼續堅持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，就地誘敵深入，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“圍剿”，并力主集中兵力。發言在分析了敵我形勢后指出：第二次“圍剿”的敵軍雖多，但均非蔣介石嫡系，各軍閥之間矛盾重重，指揮不統一，地形不熟悉，供給困難，官兵恐懼同紅軍作戰。紅軍則打了勝仗，士氣旺盛，官兵一致，準備充分，地形熟悉。根據地群眾仇恨敵人，擁護紅軍，能積極配合紅軍消滅敵軍。因此，紅軍打破敵軍這次“圍剿”的條件比第一次反“圍剿”好，勝利的把握更大。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。在討論怎樣打的問題時，會議采納毛澤東關于“先打弱敵”的作戰方針。十九日，毛澤東、朱德簽發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“圍剿”的作戰命令。命令說：目前中國紅軍應以最高限度的堅決集中力量，配合群眾武裝打破敵軍圍攻，爭取第二次進攻的勝利，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權，并向外發展。
1947年4月17日
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《戰局的轉折點——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》時，加寫兩段話指出：可以預計，四月開始的兩三個月內，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為守勢，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成為攻勢。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得如此出人意外，蔣介石占領延安將標志著蔣介石的滅亡，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志著中國人民的勝利。
1985年4月17日
鄧小平在會見比利時首相馬爾滕斯時指出：中國很窮，但我們可以不考慮任何內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獨立外交政策。所以在此基礎上，中國和歐洲可以相互配合，相互協調，相互幫助。我們把歐洲的發展當作和平力量的發展，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，也希望歐洲把中國的發展看作和平力量的發展，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。中國的發展主要靠自己，但也要靠朋友。為什么我們制定了對外開放政策，就是為了贏得朋友，加速我們的發展。這不單是中國自身的需要，我們不僅是從中國自身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，也是從國際戰略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考慮問題。
2018年4月17日
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，要加強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，正確把握當前國家安全形勢，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，努力開創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，為實現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牢靠安全保障。
他指出，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，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，既要善于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，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；堅持人民安全、政治安全、國家利益至上的有機統一，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宗旨，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，國家利益至上是國家安全的準則，實現人民安居樂業、黨的長期執政、國家長治久安；堅持立足于防，又有效處置風險；堅持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，塑造是更高層次更具前瞻性的維護，要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，同世界各國一道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；堅持科學統籌，始終把國家安全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來把握，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，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合力。
他指出，國家安全工作要適應新時代新要求，一手抓當前、一手謀長遠，切實做好維護政治安全、健全國家安全制度體系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政策、強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、防控重大風險、加強法治保障、增強國家安全意識等方面工作。
黨史回眸
1931年
4月17日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，副主席朱德、毛澤東發布關于《第二次戰爭中的地方武裝工作》的通令。通令指出：在第二次戰爭快要走到的當前，地方武裝等須主動的向敵人襲擊擾亂，靈活運用游擊戰術，應用“敵進我退、敵駐我擾、敵退我追、敵疲我戰”的秘訣，采取“化眾為零、化零為眾”的方法，以完成其應有的任務。通令強調游擊隊在執行作戰任務中除了執行一般的戰斗紀律外，應加強每個隊員的政治認識與信心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1959年
4月17日－29日 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舉行。會議推舉毛澤東為全國政協名譽主席，選舉周恩來為主席。
1980年
4月17日 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法席位。
1987年
4月17日 中共中央、國務院批轉中央統戰部、國家民委《關于民族工作幾個重要問題的報告》，闡述新時期民族工作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任務。
2003年
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，專門聽取有關部門關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匯報。當年春天，我國遭遇一場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災害。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的嚴峻考驗，全黨全國人民在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的領導下，堅持一手抓防治非典，一手抓經濟建設，奪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階段性重大勝利。
來源：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 編輯：周世雄